木碗文化
谬东凡所著《雪域西藏风情录》说“情人般的木碗”:
丢也丢不下,带也带不走;
情人是木碗该多好,可以揣在杯里头。
这首情歌很出名,既表现了热恋中的他(她)的矛盾心情,也生动地道出了胞和木碗的关系。
藏民酷爱饮茶,也酷爱饮茶的茶具——木碗。稍有条件的家庭,都是人各一碗。父子不共碗,母女不共碗,兄弟不共碗,出外旅行,将木碗拭得干干净净,也有用舌头舔干净的,绸布包裹,揣在怀中。人到哪里,碗到哪里,人在碗在,形影不离。人死之后,还用木碗基满茶酒供在遗体面前。
不但普通人木碗随身带,达官显贵也不例外。往日西藏地方政府的记级官员,随身携带木碗,既是一种装饰,又是官阶大小的标志。俗官挂在腰边的餐具叫“贾赤布雪”。“贾赤,”是流式切肉小刀;“布雪”,是装在缎制套鞘里的木碗。每逢各种聚餐的场合,贵族们都毫不犹豫地拔出小刀切割大块的牦牛肉或绵羊肉,掏出木碗饮啜酥油茶或喝碎肉“土巴”。僧俗官员早晨朝拜达赖喇嘛,每人照例被赏赐三碗酥油茶。他们一边聆听达赖或摄政王的训示,一边不停地用木碗饮嗓。喝过茶,四品以上的官员还能得到一酥油红糖人参果米饭。官员们将它小心翼翼地装进木碗,再以绸布包裹严实,带回家当成宝贝一样与妻子女儿共尝。 ……
旧西藏的铁匠、陶工、屠夫、猎户木碗更不能离身,因为在那个时代,他们被当做贱民、黑骨头、不可接触的人。无论在什么地方,他们都不能和别人共坐一张垫子,更不能在一个大里饮酒喝茶。如果没有自己的木碗,连茶也喝不到、饭也吃不上,只有挨饿。
叫花子再穷,也有一只破木碗。他们沿门乞讨,或在街头坐等主人赏给食物或茶水。乞丐都是从杯里掏出木碗承接,决不用主人的碗吃喝,当然主人也不让他们这样吃喝。
根据落克的记载,他在卡瓦格博转经路上的玛尼堆旁就看到了大量的木碗,用作对神山的奉献。可见,自己贴身相携、终生相伴的木碗对藏传佛教的信徒而言,有代表自己生命和灵魂的象征意义。
可是,在区的大部和蒙古族居住的地区,很少有繁藏的森林,更少见做木的各种优良木材。更何况,制作木碗的工艺显然来自文化相对发达的汉地。由高僧达仓宗巴·班觉桑布所著的《贤者喜乐赡部注入洲明鉴》(藏文史籍)记叙道:国王(都松莽布支)得到茶叶以后说:
“此种叶乃上等饮料,饮用它的器具,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、金银等珍宝制作的瓢勺,需要找一咱以前没有的器具。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‘碗’的器具,可派人前要来。”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,汉地皇帝说“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,为利益吐蕃,我已历次送医药历算、种种工各种乐师,吐蕃并不记住我的恩德,因此不能将碗赠给吐蕃。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用料。我可派遗一名制造碗筷的工匠前去。
白茫雪山脚下的奔子栏具备了两个条件:其一,这里是金沙江古渡口,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,是文化、技艺、物资的交融集散地;其二,白茫雪山丰富的森林资源,提供了制作木碗的优质材料。山丰富的森林资源,提供了制作木确定的优质材料。所以,奔子栏这个村子的名字就和木碗一起,传遍了所有有木碗的地方。
《雪域西藏风情录》还记载:西藏的木碗种类很多,价格差别极大。最好的木碗是“察牙”和“纳抛”。“察牙”分措那“察牙”和云南中甸“察牙”……
这是谬东凡先生的失误,其实,藏民只说“奔子栏察牙。”“云南中甸”是谬先生想用较大的地名来替代奔子这个村名,以使不了解藏族的读者能从地图上知道大致的产地。但是,奔子栏的名声比中甸或德饮要大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