木碗文化

谬东凡所著《雪域西藏风情录》说“情人般的木碗”：

丢也丢不下，带也带不走；

情人是木碗该多好，可以揣在杯里头。

这首情歌很出名，既表现了热恋中的他（她）的矛盾心情，也生动地道出了胞和木碗的关系。

藏民酷爱饮茶，也酷爱饮茶的茶具——木碗。稍有条件的家庭，都是人各一碗。父子不共碗，母女不共碗，兄弟不共碗，出外旅行，将木碗拭得干干净净，也有用舌头舔干净的，绸布包裹，揣在怀中。人到哪里，碗到哪里，人在碗在，形影不离。人死之后，还用木碗基满茶酒供在遗体面前。

不但普通人木碗随身带，达官显贵也不例外。往日西藏地方政府的记级官员，随身携带木碗，既是一种装饰，又是官阶大小的标志。俗官挂在腰边的餐具叫“贾赤布雪”。“贾赤，”是流式切肉小刀；“布雪”，是装在缎制套鞘里的木碗。每逢各种聚餐的场合，贵族们都毫不犹豫地拔出小刀切割大块的牦牛肉或绵羊肉，掏出木碗饮啜酥油茶或喝碎肉“土巴”。僧俗官员早晨朝拜达赖喇嘛，每人照例被赏赐三碗酥油茶。他们一边聆听达赖或摄政王的训示，一边不停地用木碗饮嗓。喝过茶，四品以上的官员还能得到一酥油红糖人参果米饭。官员们将它小心翼翼地装进木碗，再以绸布包裹严实，带回家当成宝贝一样与妻子女儿共尝。 ……

旧西藏的铁匠、陶工、屠夫、猎户木碗更不能离身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他们被当做贱民、黑骨头、不可接触的人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都不能和别人共坐一张垫子，更不能在一个大里饮酒喝茶。如果没有自己的木碗，连茶也喝不到、饭也吃不上，只有挨饿。

叫花子再穷，也有一只破木碗。他们沿门乞讨，或在街头坐等主人赏给食物或茶水。乞丐都是从杯里掏出木碗承接，决不用主人的碗吃喝，当然主人也不让他们这样吃喝。

根据落克的记载，他在卡瓦格博转经路上的玛尼堆旁就看到了大量的木碗，用作对神山的奉献。可见，自己贴身相携、终生相伴的木碗对藏传佛教的信徒而言，有代表自己生命和灵魂的象征意义。

可是，在区的大部和蒙古族居住的地区，很少有繁藏的森林，更少见做木的各种优良木材。更何况，制作木碗的工艺显然来自文化相对发达的汉地。由高僧达仓宗巴·班觉桑布所著的《贤者喜乐赡部注入洲明鉴》（藏文史籍）记叙道：国王（都松莽布支）得到茶叶以后说：

“此种叶乃上等饮料，饮用它的器具，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、金银等珍宝制作的瓢勺，需要找一咱以前没有的器具。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‘碗’的器具，可派人前要来。”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，汉地皇帝说“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，为利益吐蕃，我已历次送医药历算、种种工各种乐师，吐蕃并不记住我的恩德，因此不能将碗赠给吐蕃。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用料。我可派遗一名制造碗筷的工匠前去。

白茫雪山脚下的奔子栏具备了两个条件：其一，这里是金沙江古渡口，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，是文化、技艺、物资的交融集散地；其二，白茫雪山丰富的森林资源，提供了制作木碗的优质材料。山丰富的森林资源，提供了制作木确定的优质材料。所以，奔子栏这个村子的名字就和木碗一起，传遍了所有有木碗的地方。

《雪域西藏风情录》还记载：西藏的木碗种类很多，价格差别极大。最好的木碗是“察牙”和“纳抛”。“察牙”分措那“察牙”和云南中甸“察牙”……

这是谬东凡先生的失误，其实，藏民只说“奔子栏察牙。”“云南中甸”是谬先生想用较大的地名来替代奔子这个村名，以使不了解藏族的读者能从地图上知道大致的产地。但是，奔子栏的名声比中甸或德饮要大得多。